“追龙”之辩成为广东人必须集体思考的命题。图为繁忙的深圳盐田港。

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历史证明，广东因认识忧患而生。16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赋予了广东追赶亚洲“四小龙”的历史使命。从此，广东人不忘嘱托，埋头苦干，励精图治，经济总量继1998年超过新加坡、2003年超过香港之后，2007年根据初步测算又将一举超过台湾地区，在继续领跑中国内地各省市的同时，也给“四小龙”之首——韩国形成强大压力。这段历程，就是众所周知的广东“追龙”。

就在广东人认为重任完成在即之时，一批具有前瞻眼光的专家以及官员站出来说话了，他们认为现在还不是广东停下脚步的时候。他们承认广东经济总量追赶“四小龙”具标志性意义，但他们更认为，这个总量是以9000多万人口为基础的，人均起来与“四小龙”差距还很大。前不久闭幕的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，省委书记汪洋再次点醒众人，提出要认识广东与“四小龙”在经济质量上的差距。随即，“追龙”之辩成为广东人必须集体思考的命题。

“追龙”之辩，应该首先讨论“追龙”的目的。“追龙”的目的至少包括两层：一是中国大步迈向现代化，广东先行；二是经济发展不仅要速度，还要讲效益，求协调。

解决产业升级与就业矛盾再为全国树榜样

专家：中国社科院亚太所研究员　周小兵

‘周小兵在最近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赶超“四小龙”是对广东的一种鼓励，但也要看到，香港、新加坡等城市和国家，与广东这样的人口大省是本质不同的。关键是学习它们的成功经验，汲取其教训。’

目前仍要依靠重化工业

记者：“四小龙”的发展有哪些值得现阶段的广东学习的地方？

周小兵：首先还是要重视物质基础，没有经济增长，就不能指望社会管理和社会风气一步登天。广东要想真正赶超“四小龙”，现阶段还是要依靠制造业来拉动，但一定要及时升级。

具体到产业，广东目前走的依靠重化工业的道路要坚持，“四小龙”都经历了这个阶段。目前周边省市与广东差距太大，不能在重化工上支撑广东，所以必须自己搞起来。重化工业相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，是比较高端的，也可以减少劳动人口。

另外，广东经济发达，又没边界，自然有劳动力不断涌入，必须解决其就业。以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来吸纳，以后升级了，岗位必然减少，怎样保证这些人的工作和收入呢？这个问题“四小龙”给不了我们经验，广东如果能解决升级与就业的矛盾，就是为全国树立了一个榜样。

“政府要投钱给环保”

记者：那如何在发展重化工时避免对环境的污染？“四小龙”的经历是如何？

周小兵：不光是“四小龙”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的污染都举世闻名，台湾台北市上空都是黑烟弥漫。

但广东现在的技术、政策和意识都比当时的“四小龙”要好得多，我们可以既走这条道路，又避免曾经出现的问题。

但是，目前最高端的环保技术都在发达国家手里，它们自己不用，也用不着，也不卖，例如法国的清洁煤。广东一是要努力参加一些国家层面的合作项目，二是要自己投钱搞研发。

从全球优秀经济体中“搜罗”发展指标

专家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　汤敏

‘著名经济学家汤敏多次到过广东，一年前曾经对“低能耗、高增长”的“广东模式”表示过肯定。汤敏曾任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，对东亚经济、南亚经济、区域间经济合作、亚洲金融市场等方面都很有研究。他认为，广东进入“后追龙时代”应细化追赶指标。’

用优秀经济体指标考核自己

记者：是否可以认为目前广东接近赶超亚洲“四小龙”的目标？为什么？

汤敏：我认为，“经济总量”这一指标的比较容易产生误导，而“人均”的概念更能准确地体现经济体的实力，也更符合科学发展、统筹发展的理念。广东赶超亚洲“四小龙”，不仅表现在人均GDP上，在社会的全面发展上都要进行比较。实际上，即使在人均GDP的比较上，广东也不见得比它们相差太远，不应该妄自菲薄。但是，找出广东与其他优秀经济体的差距，重新确立具体的目标，从而为广东进行合适的定位，确定进一步发展的方向，这不仅是广东要考虑的问题，也是整个中国要考虑的问题。

记者：广东应当如何找出跟其他优秀经济体的差距，继而确定新的发展方向？

汤敏：举例来说，新加坡是一个面积很小的国家，它的企业、工厂等大部分都是国有的，在国内几乎没有存在竞争。那么如何衡量这些企业做得好还是坏呢？新加坡政府逼迫这些国有企业将全世界最好的指标拿过来，以此为企业经营的参照。

在广东赶超亚洲“四小龙”的问题上，不能将广东跟其他经济体进行笼统地比较，应当是每一个指标或每一个项目“对口”地作比较、对照，从而找出各项指标上的差距，再思考造成这些差距的原因，然后想办法解决存在的问题。

应争取金融改革“试点权”

记者：在广东与亚洲“四小龙”比较时，有哪些关键指标值得重点关注？

汤敏：有三个方面的关键指标的比较需要特别关注：一是政府的效率，要比较广东的政府效率与亚洲“四小龙”差距有多大；二是跟政府相关的公共设施的提供水平，广东的教育、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公共设施是否也赶超上来了；三是国有企业的经营水平，广东的国有企业与其他优秀经济体的国有企业相比，各项经营指标上，还有哪些差距。

此外，在金融方面，金融改革是属于国家层面上的举措，但我认为广东应该敢于去当试点。虽然全国金融改革的格局不能轻易改变，但是广东可以争取获得金融改革的“试点权”，从而为广东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金融支持。

广东转型要争夺主动权

记者：您认为广东实现经济转型的突破口在哪里？

汤敏：对于广东来说，如果转型成功了，那么经济将更上一层楼，甚至两层、三层楼，能获得未来10至20年更大的发展机会。

广东的脱胎换骨转型，需要大力气、大手笔，才能重夺主动权。针对广东地区教育、科研，以及企业自我品牌等较为薄弱的方面，推动科研、体制和融资的创新，以及人才吸引、人文全面发展，是值得重点考虑的几个突破口。

中心城市应在“后追龙时代”扮演重要角色

专家：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、广东经济学会会长　王珺

‘站在经济总量3万亿的高峰回首，我们不能被总量占优的情况所迷惑而看不到面临的问题：从人均水平来看，我省GDP不超过4000美元，且绝大部分社会财富聚集于珠三角地区，边远的粤西北山区仍处于贫困水平，同时人均水平背后的个人实际收入水平也分化不均。长期研究“追龙”问题的王珺接受本报专访表示，广东应在产业结构、资源整合和劳动力素质提升三大方面突破难关，从而真正实现对“亚洲四小龙”的全面超越。’

产业结构调整要依托企业

记者：广东应突破哪些难关，实现对“四小龙”的全面赶超？

王珺：如果划分为两个时期，第一是“前追龙时代”，我们主要依靠粗放型的发展方式来推动经济增长。但是经过16年发展之后，我们进入“后追龙时代”，这个时期不可再生的土地、矿产等走向枯竭，曾经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增加，这都对广东未来发展后劲产生较大影响。

从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的角度，广东需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：第一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，实现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变；产业结构调整要依托企业，学会两条腿走路，提高大公司大企业竞争力和加速发展中小企业集群两者不能偏废。

第二，在可供应的资源越来越少的情况下，充分发挥现有资源的作用。广东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，大幅度提高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，缓解经济增长对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，同时依靠技术进步、增强资源利用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。

第三，培育高素质的劳动力则是缩小与四小龙差距的又一途径。

中心城市应扮演重要角色

记者：在我省经济格局中，广州和深圳处于龙头地位。省委书记汪洋提出，深圳要敢于叫板新加坡和韩国首尔。新的发展目标对于广州和深圳提出了哪些新要求？

王珺：大城市在广东今后经济发展格局中将扮演更重要的作用，引领地区发展。在下一轮追赶“四小龙”的过程中，两市发展模式各有不同。深圳接壤香港，资源整合方便，产业互补性明显，较好地承接了香港的产业转移；广州则面对国内市场，具有辐射粤西、粤北的力度，工业以本地加工制造业为主，传统上广州也是贸易城市，以贸易发展产业，以产业推动贸易。

不过两市单独发展都是不够的。首先既要将其辐射的区域和背靠的腹地结合起来，也要在两大城市集群间交流沟通优势互补形成合力，在这一空间中整合资源、拓宽发展视野；其次，在叫板首尔和新加坡的同时也向它们学习，学习其先进的城市治理秩序，与国际社会交流沟通的能力，和强大的城市创新实力。